30多年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计划体制下的社会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呈现出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诉求全面化和公开化等特征，人们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需求。

[38] 无独有偶，现代法国学者让·卡波尼埃（Jean Carbonnier）亦曾提出，法国民法典是法国的真正宪典。或许正是汲取了大约十年前《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的经验与教训，在此度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几家有代表性的《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索性自始就采取了这种策略，[8] 确实基本上有效地避开了有关争议，或曰至少已将该类争议控制在较低限度。

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议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载《法学》 2006年第3期，第24页以下。但新中国宪法则是在另一种历史脉络中诞生的，拥有独特的价值观念。[55] 对此，哈贝马斯也曾指出：在德国，私法是在立宪君主制框架之内作为一个法官制定的法律的领域和法理学的领域而发展起的。根据日本学者山本敬三教授的考察，直至魏玛宪法之前，德国的私法与宪法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私法领域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德国民法典的成立即标志了这一点。大村敦志：「民法と憲法の関係――フランス法の視点」、『法学教室』1994年第12号（No.171）、第５２ページ以下。

[21] 民法典的政治性不仅折射在上述有关民法典立法依据条款及其立法动向之中，还可能表现在民法典的立法精神之内。[52] 参见薛军：‘民法－ 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78页以下。为获取信息，公民必须提出申请，由掌管相关信息的行政机关对该申请作出决定（第3条）。

此外，在考试程序与能力评价程序中，联邦行政程序法仅能有限适用。第5款：取消合同时适用民法典第818条至第822条。一般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当然，对上述条文中的相关表述也存在一些异议，这里限于篇幅而不再述及。

后一种情况下之所以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因为否则的话调解所能起到不过是一种偶然性的斡旋作用而已。一定额度之下的公共任务仍然沿用预算法，多数情况下也会适用行政内部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劳务的规定。

[15]第三类是仅存在于石勒苏益康一荷尔斯泰因州的特别类型，该州行政程序法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混合体。为实现宪法中的基本性规定，必然要求程序的设置尽可能正式与严格。2．民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为促成调解而放弃其职权的行使。（三）法律的适用—行政机关的工作方式 行政程序法在具体实施中存在程序拖延时间过长的问题。

这一规定使得许可程序的进展不再取决于相关的行政机关是否给出意见。除了上述适用于一般行政程序的法律以外，特别行政领域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程序性规定，例如税务行政法、社会法典第1部和第10部、工业设施法（工厂法）、[16]核能设施法[17]等。在后一种情况下，立法者可以自行确定程序性规范。[28] 在此，宪法中最为重要的意图是：国家尊重和维护人权的义务。

其中，对于行政程序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法治国原则，该原则确定了行政合法性原则、捍卫权利原则、法律安全原则与信任保护原则，这些原则均应在行政程序法中得以体现。[12] 基于上述情况，目前形成的行政程序法的现状为：有一部联邦的行政程序法，以及16部州行政程序法。

行政机关错误地认为其作出的决定可以例外地不附具理由、或者其在个案中基于错误的裁量而没有给出理由。此外，还可以请求主管的联邦官员保护公民的信息自由权（第12条）。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出现较大的法律分化，也可以清除许多重复规范。[1]对行政程序法的解释和适用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并取决于宪法所确定的立法思想。基于自己的选择由委托人或顾问参与程序的权利。哪一法院对此具有管辖权？如果整体而言合同具有私法性质的话，则普通法院具有管辖权。二是当特定的程序设置构成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规定的有效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时，应保证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在行政法领域中，调解的意义被极大高估了。

由于这一点在德国经常受到批评，因此如何加快程序的问题颇受关注。但出现上述特殊情况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州必须为其行政任务的达成制定州行政程序法。

[43]Ebenda. [44]BVerfGE 60.295. [45]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观点见：BVerfGE 53, 58。该法第62条第2款规定，应援引民法来弥补其规范漏洞。

[52] 这些裁判和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必须给予行政程序涉及的所有相关人维护其个人或集体的权利或利益的可能性。第57条 公法合同应具有书面形式，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71]该法不再局限于环境信息，而是规定在不违背信息与秘密保护（第5、6条）、公共利益保护（第3条）以及行政机关决定过程保护（第4条）的情况下，公民对于获得行政信息拥有一般性的请求权。这些规定确立了行政程序法中的一种新的特别程序。获得一个附有理由的决定的权利。[50]BGB1 Ⅱ1952，S. 685. [51]BGB1 Ⅱ 1964, S. 1261。

州行政机关仅在特殊情况下需要适用联邦法律，此即所谓联邦的委托行政，也即联邦在立法上的附属权能。第56a条：[合作合同] 如果行政机关确认其对于依法完成公法任务具有足够的影响，其可以签订第54条第3款规定的合同。

联邦行政程序法实施至今已有近40年之久，在此期间许多具体问题都已经被行政法院所解决。第三，消费者信息法 2008年5月1日颁布的消费者信息法，旨在使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多与健康相关的信息。

这一现实否定了由于这一合同类型在实践中的适用而要求获得法律承认的观点。最后，联邦行政程序法之所以是不完整的，还在于该法有意识地包含有规范漏洞。

[4]在联邦行政程序法出台之前，有关行政程序的规范主要涉及以下内容：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方式与形式，形成公共意志的形式，审查与准备行政决定的方式，相关人的告知与参与，其他行政机关以及审查机构的协作，行政活动收取的费用等。[40] 尽管《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规定的法律途径保障仅仅直接涉及通往法院的诉讼途径与诉讼程序的设置，但其在规范设置与实际执行两方面都对于行政程序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关于混合合同的法律性质。其二，欧洲理事会（Europarat）部长委员会于1977年9月28日作出的77/31号决议，内容是为个人提供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保护。

二是其他的正式行政程序。2．个案中的问题 实践中在两类案件中出现了困难，其一是所谓混合合同的法律性质问题，其二是关于说明理由的规定与理由的迟延。

[39]尤其是在实体法规无法作出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基本权利保护只有通过程序设置才能实现。保护个人秘密或者企业经营秘密以及相应的有效信息保护的权利。

6．法治国家原则要求，所谓法院之外的争议解决机构应符合一系列条件。《欧盟服务指令（DLRL）》[80]要求成员国设立一个统一商谈对象，目的在于加快与简化行政程序。